在印度以盛产糖出名的米勒杰市郊区一个肮脏的小棚屋里，一个年轻的妇女躺在一个用稻草做的粗糙的床上，半裸的身子虚弱无力，行将死亡。她真的从没听过这种疾病使她原本健壮的身体变得又瘦又小，像是个快要饿死的小孩那么大，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不会这么瘦。
这种病就是爱滋病，今年以来，自从在米勒杰的红灯区传播开来，已有20多名妇女死于这种世纪绝症。在这个区的两千多个"性产业者"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爱滋病毒，而且大部分感染者将在下一个10年里死亡。
那个濒于死亡的人叫加斯蒂，她于10年前开始做妓女，她从没听说过爱滋病，也没有听说过在性交时要用避孕套，她说："一个医生来告诉我说我的肚子里有太多的腹水，他给我打了几针，可没有效果，现在我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去了。"按照印度教的信仰，她认为她前生一定是做了什么孽才让她受这种报应。
在印度只有妓女是爱滋病受害者中最明显的一群，其实，在全国约有350万至400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这一数目甚至比非洲的国家还多。据一些专家说，其实数目远远不止这些，可能有1000万人，达人口的百分之一，这预示着印度即将面临着爱滋病大爆发。
米勒杰离孟买约有8个小时的火车，是印度爱滋病危机最大的地区，据官方统计，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感染了爱滋病毒，而全印度的平均数是二百分之一。米勒杰处于好几条大的公路交界处，而且离孟买也很近，近几年该市的红灯区发展迅速，使得爱滋病得以迅速流行起来，也使得米勒杰成为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附近邦的爱滋病发源地。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尽管印度政府进行了7年的阻止爱滋病毒传播工作，如果照目前这种发展速度，到下一个世纪初，另有600万人将受到感染。而这个国家对抗爱滋病毒传播的卫生系统负担太重，所以大部分感染者的命运就像加斯蒂一样等着死亡。
米勒杰的官方医生拉维·泰特博士说："要让政府照顾那些感染爱滋病毒的人非常困难，现在要做的只能是阻止更多的人被感染。"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对象是那些所谓的"目标人群"，就是妓女、长途卡车司机、毒品使用者。一些批评者称，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有得爱滋病的危险，只要不是这种人就会是安全的。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包括开展有关爱滋病问题教育和治疗，他们应该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但政府官员否认政府没有重视爱滋病问题，政府近期已与世界银行签订一项协议，从世界银行贷款1．91亿美元，大部分款项将用来防治与爱滋病有关的疾病传播，但政府也承认无法治疗爱滋病本身。不要说用西方进口的药，就是印度地方制造的药代替西方国家的药的话，每个月治疗爱滋病的标准费用是400美元，是印度人平均工资的4倍，是农村人平均收入的8倍，所以一般的人是负担不起的。世界银行的贷款的大部分将用来培训保健人员对那些爱滋病检查呈阳性的人提供更好的照顾。
当检查结果出来后，大部分的人拒绝到医院。
孟买是受爱滋病打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也是处于防止爱滋病活动的最前沿。最近，该市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在政府医院里严禁歧视爱滋病感染者。可是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爱滋病例较少，所以对卫生人员的培训就落到了后面。正如印度爱滋病控制中心的负责人帕拉萨达·拉奥最近在一次防治爱滋病会议上说的，印度现在正处在泰国3年前面临的危险。他指出，曼谷的爱滋病传播速度已得到了控制，因为泰国加强了全民意识的教育。如果印度稍有松懈，就会使形势变得更糟。批评者说，造成今天这种不利状况是由于以前过于乐观。
在孟买和马得拉斯在采取措施阻止爱滋病毒传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时，其它地方对这种威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孟买锡安公共医院的爱滋病专家伊拉贾尼博士说："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些地方控制得不错，但还有许多地方情况十分严重，那里的爱滋病毒在迅速传播，而我们可能还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伊拉贾尼警告说，在一些人口密度大的邦如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那里的领导人拒绝承认他们那里有爱滋病流行，如果他们再这样继续不采取防止措施，那么就会有大的爱滋病爆发危险。
在米勒杰，大部分的妓女都听说过爱滋病，可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病，而且卫生部门的人员也没有向她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一名在红灯区工作的医生说他不愿向那些爱滋病检查呈阳性者透露消息，因为她们可能会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自杀，那样医生会受到指责。
贾瓦伊博士在推行一种战略，那就是向妓女们宣传使用避孕套。在卫生人员的努力下，1992年避孕套的使用率几乎为零，而如今的使用率已达90％多，这有效地防止了妓女感染上这种绝症。
一方面是政府加大防止爱滋病传播的力度，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爱滋病还是一个禁止谈论的话题，在那里一些人根本不知道爱滋病是什么，更不知道是如何传播的，结果是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爱滋病的受害者，虽然有可能并不是她们得了爱滋病，因为妇女比男人的地位低。
有一个叫萨基塔的妇女就是受害者，她的丈夫死于爱滋病，可后果由她来承担，她被婆家赶了出来，也不许看她的两个孩子。现在她住在专门关闭爱滋病感染妇女和孤儿的房子里。当说到她的遭遇时她哭了："我的婆家人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我还能不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把我赶出来，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家不祥的预兆。"当她的婆家人把她赶出去后，她向娘家人求助，但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她也呈阳性，虽然还没有证实她已得了爱滋病。
据印度卫生部门的官员说，虽然事实上是丈夫携带着爱滋病毒，而往往是妇女被赶出家门，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对妇女的指责反而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另一类高危人群中转移了，这些人就是男性同性恋者，事实上这些人是最有可能被感染上爱滋病的，据孟买男同性恋者爱滋病检测中心的主任罗·卡维说，一半以上的男同性恋者爱滋病检查呈阳性。卡维先生独自一个人在男同性恋者中推行发放避孕套的运动，并强迫政府把同性恋者包含进高危人群之列。
卡维和其他一些防治爱滋病运动推行者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政府从来就是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不会采取措施的。不像非洲一样，发现了情况就及时处理，在印度事实上医疗卫生部门早于1986年就发现了爱滋病患者，政府应该当时就采取措施，可是直到1992年政府部门才在孟买开展工作，而那时，红灯区里的爱滋病毒感染率已达到了32％。像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必将为自己的拖延付出沉重代价。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用于治疗一个爱滋病的钱可以教育十多个中学生，而且还不包括昂贵的爱滋病鸡尾酒疗法。
孟买的医院里充满了爱滋病毒呈阳性者，在那里他们得到治疗，4个大的公共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而私立医院的作用却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私立医院在法律上不承担治疗爱滋病患者的义务。孟买不仅要治疗当地的患者，还要治疗全国范围内的患者，因为孟买是最早着手研究爱滋病的城市，准备工作做得最好。
德里的情况与孟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德里，爱滋病毒携带者经常遭到拒绝治疗。有一个卡车司机检查出呈阳性，需要接受治疗，可是等了5个月还没有动静，患者的律师威胁说要对政府提出控告。
如果不改变人们对爱滋病人的态度，那么爱滋病毒携带者就会像萨基塔一样要么对自己的情况保密，要么就忍受社会的歧视。萨基塔开始死活不肯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她担心一旦在媒体上披露了她的情况，那么她将永远失去了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她不无辛酸地说：
"也许我该对这种病闭口不谈，我不想连累任何人，我只想挣钱养活我的孩子，我也希望能够看着她们长大。"
摘自《生活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