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7年来到北京，很顺利地在一次人才交流会上被一家房地产公司录用了，当时我和老公住在良乡的集体宿舍，公司在劲松东口，得换乘两趟车。每天5点就起床，在半梦半醒之间匆匆穿衣、洗漱。由老公拽着，紧赶慢赶，走过一段15分钟的路，见有车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缩扁了，见缝就插，由蜂拥的人群将自己裹上车，下了这趟车再换车。一下车，拎起裙子撒腿就往单位跑，多年攒下的一点淑女风度消失殆尽，不迟到扣奖金，才是硬道理。

　　如此过了两星期，筋疲力尽，终于有天下午坐车将钱包挤掉了，回到家才发现。本可以不慌不忙吃完早点在单位班车上翻看报纸的他，看看自己的“乌鸡眼”，又看看狼狈的我，忍无可忍：“别上班了，辞了！”

　　于是在家呆着。他每天早出晚归，邻居们也都上班，偌大的一幢楼，就剩我一人，看书，看电视，要不就跑到楼下看池子里的金鱼，日落时到门口看他的班车是否回来了。然而一吃完饭，他就坐到了电脑前，一天到头，我连说话的机会都很少。

　　两个月后，我去了复兴门的一家出版公司，又得像以前那样疲于奔命。万般无奈，我和老公在他办公室支了张折叠床。两人挤在一张仄仄的单人床上，经常半夜里听见他跌在地上“啪”的一响，有时早晨醒来发现半拉身子悬在床外摇摇欲坠。后来，我们在他办公室过夜的事被他们负责人知道了，批评了一顿，于是我被驱逐出境。怎么办呢？租房，太贵，一个月的工资，除去房租就所剩无几了。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住良乡，实在太远。要是在市区能有间房，哪怕只能搁一张床，也该多好啊！

　　一天老公下班回来，他说：“单位在三环边新盖了些平房，解决一些急需住房的。我也打了报告。”“有希望吗？”“很难说。”看着他面无表情的神态，我也不抱希望了。

　　半个月后，老公说带我去“逛逛”。自行车穿过一个公用厕所，一片垃圾场，一大块菜地，熏得我“气不敢出”。来到一个院子。

　　“走，看看去。”里面，一幢又一幢的新房。莫非……“单位给咱们分了间房，24平方米，有厨房，卫生间，统一装修过了。”突如其来的狂喜将我淹没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打开绿色的保险门，映入眼帘的是淡蓝色的地板，洁白的天花板，淡绿的暖气片，光洁的瓷砖将八平方米的厨房、卫生间衬得格外宽敞———

　　一趟趟地看家具：“环三环”、“玉泉营”、“亿客隆”……为了买到如意的窗帘，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去“浙江村”，水也顾不上喝；一遍遍地打扫新居。十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屋，望着光洁的地板反射着熠熠的光辉，我的泪哗地流了下来：盼望已久的小屋！

　　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了：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单位领导很满意我的工作成绩，工作关系也过来了，他的科研也有了成果。生活，让我们绽开了微笑。

　　（摘自　sino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