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上海，金黄的叶子在青涩的街道上忧伤、等待、死亡、做梦、闪闪发亮。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像往常一样在地铁里来去匆匆的人们看见了一张美丽得有些特别的面孔。《上海宝贝》的封面上，卫慧忧郁如冬夜的天空，黑而密的长发散发着神秘而芬芳的孤独。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布老虎”丛书系列。

　　几天后，一个寒流骤至的黄昏，卫慧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袭黑衣，平静如水。

　　写作——我是谁

　　1995年，还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卫慧在《芙蓉》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梦无痕》。其后的四年时间里，她的文字以一种令人惊异的速度出现在各类文学期刊上：《艾夏》《欲望手枪》《像卫慧那样疯狂》《神采飞扬》《蝴蝶的尖叫》《硬汉不跳舞》，近百万字的小说，仿佛一条蓄积已久的河流，在春日敞开她的身体，颤栗、尖叫、绝望、欢唱。

　　卫慧的小说迅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90年代最后的岁月里，退居边缘、多少有些贫血和苍白的汉语文学，让批评家们总有一种爱恨交集无从说起的尴尬。以卫慧为代表的“70年代后”作家群的横空出世在让他们眼前一亮提笔欢呼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几分惊愕和困惑。“在她们的笔下，居然还有未被命名的整整一代人。他们是谁？他们的生存边界在哪里？他们是消费社会的肿瘤还是都市里的异己力量？”

　　26岁的卫慧同样必须面对这样的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属于“他们”，热爱“他们”，却又始终以一种女性的直觉和智慧悄悄地、锐利地审视着“他们”。在那本半自传体的《上海宝贝》里，卫慧这样写道：“炼金术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求欢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脸蛋漂亮思想前卫的年轻的一代。是他们，这些无形地藏匿在都市各角落的新人类，将对我的小说喝彩或扔臭鸡蛋。他们无拘无束，是所有年轻而想标新立异的小说家理想的盟友。”

　　臭鸡蛋没有扔过来，喝彩声却越来越响。谈起那些给她写信的读者，那些将她文章里某些段落倒背如流的女孩，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为“文化雅皮”的卫慧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希望我的读者能从我的小说中感受到某种力量，某种深沉的温柔，就像许多年来我从亨利·米勒和玛格丽特·杜拉斯那里感受到的一样。“
 

摩蝎座的卫慧热爱思考和孤独

　　谈起米勒和杜拉斯，卫慧的话就多了起来。她觉得，米勒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而杜拉斯则蓝色的海面。灿烂的绽放或是深沉的宁静里，蕴蓄着坚强和温暖。“这么多年写下来，也许我想寻找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文字像是一堆魔咒，它让我痛苦，让我欢乐，让我沉沦，让我飞翔，让我在每一个早晨张开呼吸，陷入沉思。“

　　这样的话让我想起《上海宝贝》的结尾，那个穷追不舍的“我是谁？”是的，我是谁呢？卫慧和她的文字，她的读者，一起思考着。

　　童年：岛上的日子

　　或许这样的思考早就深深地植根在卫慧的记忆里。生下来不久，卫慧就跟着母亲和姐姐作为随军家属来到了普陀山，住在一处叫作“法雨寺”的偏殿里，一住就是三年。

　　寺庙的院子里种着很多葡萄，一到夏天，紫色结满了整个院子。士兵们来摘葡萄，年幼的卫慧就拿起扫把当枪，瞄准，射击。士兵们就“哈哈”地笑，她也跟着笑。有时候，她也会不开心，就一个人跑到大殿里，藏在一堆灰扑扑的菩萨后面想心事，想着想着，就会想到死亡，就会哭。庙里有一个留下来做清扫工作的老和尚，很喜欢她，经常给她讲古里古怪的故事，故事里有古里古怪的故事，故事里有古里古怪的人，古里古怪的事。

　　在岛上的日子里，卫慧经常去海滩上玩。海水一浪一浪地拍打在礁石上，混合着远处寺庙里的钟声，那种奇特的感觉种进了卫慧的身体里，永远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