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民谣的路线，但没有模式或风格。

　　1992年，艾敬怀抱吉它，一身布衣牛仔，念白式地唱起了《我的1997》。作为“大地”推出的第一位歌手，艾敬在很短的时间内走红内地。

　　当年王朔听了艾敬《我的1997》后曾说：“艾敬说的是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痛苦得已经活不下去了？也不见得。她把这问题还原得很真实。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可它确实存在。因为个人的理想生活和追求不能实现，感到精神上的痛苦，跟她这具体的痛苦一比，你会觉得那种大的泛泛的痛苦很累，她这小问题反而很真实。”

　　从第一张专辑《我的一九九七》到后来的《艳粉街的故事》再到多年后的《追月》、《中国制造》，艾敬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城市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漂泊的生活经历使艾敬从过去的都市女孩成长为有着丰富阅历的成熟女子，也同时成就了她的音乐才华。从早期简单、纯朴的民谣歌风到现在融合了更多音乐元素的创作，有人为艾敬的音乐成长而欣喜，也有乐评指出，过于精美的音乐制作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力，但同时也失去了简单、纯朴的本色。

　　“我不会跟很多人去费力地解释我的音乐是什么风格。我只是想在作品中表达一下我现在的想法，这些想法未必在现阶段有很多人的思考，而现在许多人的想法，也不会成为我所要想表达的主题，我只是想更多地表现一点真实的自己。”

　　对艾敬来说，精神化的东西是无法包装也无法复制的。当电视上将艾敬多年前的一首mtv《我的一九九七》与最新的《中国制造》同时播放时，你会发现无论是艾敬本人还是艾敬的音乐都变得比从前洋气了，丰富了，也成熟了。而其中不变的一点是艾敬的率真。无论是那个唱着“我的1997快些来吧”、渴望着外面世界的沈阳女孩，还是作为旁观者以一颗悲悯之心诉说着“东京餐馆里的china girl”，抑或是踩在异国土地上大声唱着“i made in china我爱你，中国”的成熟女子，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她都会透过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悟，用音乐去表达。也许，你会喜欢她早期音乐的简约，也许你更喜欢如今的精致。不论怎样，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记录着艾敬真实的生活、梦想、生命的美、思考与感叹。

　　电影—对美的东西看得比较严肃和认真

　　艾敬出生在沈阳一个普通却温暖的家庭，父亲长于中国传统音乐，会弹二胡、柳琴、中阮等多种民族民器，是艾敬的音乐启蒙老师，母亲是评剧演员。艾敬自小就对表演艺术耳濡目染，情有独衷。

　　初中毕业后，艾敬加入了当地的沈阳歌舞团，开始了随团演出的生活。1987年，年仅17岁的艾敬来到北京，考入东方歌舞团，成为团里年轻的合约歌手，还出过一盘专辑《开心的女孩》，但很快艾敬又离开北京只身南下。多年后艾敬曾在一篇《北京是不是我的家》的散文里回忆了当年的心情：“很快，我又放弃了北京，放弃了表面严肃平静的都市中虎视眈眈的热衷于人与人嘶咬的人。并不是吓呆了，是厌烦。收获是把沈阳与首都作了比较，结论是鸭蛋和鸡蛋的分别。”

　　1989年，广东电视台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情魔》。无意间，导演在一张海报上看见了艾敬，便像星探般欣喜地将这位“长得像山口百惠，笑起来像栗原小卷”但从未演过戏的女孩子邀进剧组扮演女主角。就是在这一年，艾敬决定再回北京。迷恋起表演的她于第二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同年参演了台湾汤臣电影公司投拍的电影《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这部电影使艾敬在港台声名鹊起，尤其随着《我的一九九七》的出版，作为创作歌手的艾敬也引起了香港影视界人士的关注。

　　那时，香港找艾敬拍戏的特别多，大多是一些武打片，但艾敬却不适应香港高度商业化的影视运作方式。谈及此事，艾敬坦言：“到现在我也不适应，可能我对美的东西看得比较严肃和认真。”

　　谈及在拍戏方面的打算，艾敬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会接电影，但电视剧基本上不会考虑，我对电视制作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电影。其实，我还是更喜欢音乐，做音乐，我自己就是主角，但拍电影，如果有一个部分你不能充分信任它，比如导演，或者剧本，都会影响你是否接拍。我自己不会刻意在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