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贵州大山中的一个国防工厂，出于备战需要那个工厂离市区20公里，坐落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谓“上山可揽山珍野果，入水可捉鱼虾河蚌”，在那我度过了快乐、丰富的童年及少年时代，其中的乐趣是我儿子享受不到的（现在的小孩我看着都觉得累，也不知是谁逼的？）。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还是先聊车吧！工厂的所在群山环抱，山间还有一个水库，水是从一个山洞中流出的，终年不断、水寒刺骨，当然这样的环境氧气和负离子浓度非常高，但在60-70年代交通非常不便，职工每周只能乘交通车回城里的家一趟（没有汽油，不能天天开），70年代后期才改为每天开班车，因此我从在母亲的怀抱里始就开始坐车了。所谓交通车开始不过是一辆抗战时缴获日本人的“馒头车”（货车的驾驶室又高又圆，有一个短鼻子）、一辆苏联的卡车（车头有点象美国吉普）、几辆解放牌，在货厢上用角铁和钢管焊上拦杆，后门板上再挂上一个钢管焊成的梯子（汽车上坡时爬飞车非常容易），当然冬天有帆布蓬，我们就象士兵一样“站”这样的交通车往返于工厂与城里，后来车都换成了解放牌，到1985年所有的卡车都改装成了客车，不过那时我已转到城里读中学，不需再去到工厂了。

　　当然，除了卡车，工厂里还有小车，2辆北京吉普，一辆是四门的、一辆是后开门的，我们称为“5座”和“8座”吉普。那时坐交通车如能坐在驾驶室副座就是很幸福的事，一般都是孕妇、婴儿、病号才可享受此待遇，至少从我记事起我没坐过几回驾驶室，总是“到后边呆着去！”。而坐吉普车那简直是奢侈的享受，开吉普的有一个老司机，是一级驾驶员，听大人说周总理视察贵州时他在省军区，为周总理开过车。因此，这个老司机在我们孩子中简直是个传奇人物，他也喜欢小孩，我们偶尔能上他的车上玩玩，更多的时候仅是在路边看吉普车从眼前驶过，特别是车冲坡时，车头会很有特色的起伏，那时我觉得这种起伏非常帅、显得孔武有力（现在我开的2020在不平的道路上开时也仍有此感觉，主要因为其前桥靠后所致），以致有一次我和弟弟在一个建新车间的工地玩，我俩坐着从碎石堆顶往下滑，一边滑一边将腿抬起放下，模仿北京吉普前后起伏的动作，玩了几次，其结果是我俩的屁股蛋儿有了出头之日，而且由于我是教唆者，还被母亲大人奖赏“跪搓板”（好在我已是千锤百炼，就当复习一遍）。那时，在我心目中北京吉普是最好的车。

　　另一件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烙印的是美国吉普。在几乎整个70年代，工厂里每周都放露天电影，不外是样板戏，还有些老电影，特别是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如《奇袭》就反复放，这也是我最喜欢看的，里面的willey吉普、中型吉普、以及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的志愿军侦察员开着中型吉普在盘山公路上与敌人周旋的情节都深深吸引了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酷毙了！”。不知当时北京如何，反正在70年代的贵州还有美国的willey、道奇吉普，还有道奇6x6、福特10x10军用卡车。78年左右我家附近一个工厂的一辆willey才报废，扔在厂门口一年多，我经常带着弟弟到那车上去玩，简直难以相信我为什么会对那堆废铁如此着迷。

　　少年时的另一乐趣就是召一帮伙伴到山上玩战争游戏，上小学四年纪时“上山打游击”，我是“美国军官”，带“士兵”进入阵地，我从一岩石上很帅气地跳下、头上还戴着我自己用油毡做的大檐帽，没曾想一脚踩上了“越南人”留下的竹桩，顿觉右脚底一股热流在鞋中涌向脚背，低头一看是血，赶紧将脚拔出，血更多了，此时倒显英雄本色，急让伙伴中个头最大的一个背我下山，身后留下一条血路，到山脚遇厂里俩职工，遂将我头下脚上抬到厂医务室，半昏迷中清醒时，医生正用酒精清洗伤口，没有麻药，我咬紧牙关、流着汗珠，而母亲大人在一旁数落着，然后上药、打绷带，伤口不大但很深，几近贯穿，所幸未伤筋骨，第一次上的绷带没几分钟即变红，又重上。接下来便是在家养伤近一月，“仗”是没法打啦，一人在家就用硬纸、铜丝和铁丝做汽车，花了近一个星期做成了willey吉普、中型吉普、十轮卡等十几辆车，然后自己在床上开（我妈后来说做得还真象），班主任老师来看我时说：要好好学习，将来造真的汽车。她可不知道我那时的理想是要当兵开吉普。

　　进入中学后，受宣传陈景润的影响、受中关村彻夜通明的灯光的吸引，我的理想变成了要当科学家，但在去学校的路上仍将眼光投向过往的车辆，当然红旗、伏尔加、上海我都不喜欢，喜欢解放和北京吉普，大概是那简洁、有力的外形和实用、结实的结构吸引我吧。总之，吉普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那时根本想不到将来会有一辆，仅仅是欣赏而已，但我对吉普的偏爱从那时起就植入到我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