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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约有8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分布在50多个城市的106所各类高校中。
我是由表哥“担保”进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就读的，入校时，过基础语言关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实不相瞒，在这一年中，我仅被老师以“补课”为名就勒索了600多美元！这种遭遇绝不是我一人。来自济南的新生梅丽，她的老师要她每周“补课”3小时（每小时收费100卢布），并且要求持续两个月。据我所知，这位年轻教师的月工资只有680个卢布，这就是说，她将在梅丽那里得到2400卢布！
8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列世界第三，那时，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相当不错。
进入90年代，随着政体剧变，独立后的俄罗斯一下子跌进了经济箫条的深渊，人均收入下降80％，全国至少有4000万人生活在官方标定的贫困线下，“知识分子”的好日子也没了。
1989年底，1美元还兑换不到1卢布（按新卢布计算），可现在，1美元可兑换25个卢布。今天的俄罗斯，一个高级教授月收入也就是5000卢布（约合200美元）左右，若按现行物价折算，这5000卢布只能买到20公斤火腿肠，或是20箱“波罗的海”黑啤酒，或是12瓶精装伏特加酒，或是够一家人在中档餐厅吃上一顿好饭。你想想，一个没有喝足“牛奶”吃饱“面包”的人，还有心思去“精心育人”？在国家财政补贴日趋减少的情况下，各高校纷纷采取扩招自费生和留学生的办法，以改善入不敷出的窘况。不堪忍受过苦日子的教师便挖空心思死盯着“自留地”里的“摇钱树”———留学生。
我的导师是一位名望颇高的老教授，他曾被政府授予“教书育人楷模”的荣誉称号，可现在，无伦我从哪个角度观察，他都堪称铜臭味十足的“吸血鬼”。他曾多次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最喜欢和你们中国留学生打交道，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帮助你和你的朋友轻松地完成学业，当然，我的服务是有条件的，我想你懂我的意思……”的确，许多教授在同留学生，尤其是同中国留学生的交道中尝到了足够的甜头，可以这么说，凡是能利用手中权力“调控”留学生的人，其每月至少能索取到好几百美元。
俄罗斯有媒体曾这样评述：“可以肯定，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错，他们一到这里就显露出富态，穿着讲究，出手阔绰，从不斤斤计较，也从不外出打工……”由于没有欧美阔少们的“竞争”，兜里有些钱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显得格外抢眼。
距莫斯科不足200公里的坦波夫，是青岛籍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州所辖的5所大学里共有80多名，其中坦波夫国立技术大学就有近40名。这些家境都不错的少男少女，在当地人和他国留学生的眼里简直就是一群“贵族”。我的朋友小媛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那天她带几个新生去农贸市场采购，恰好碰上几名阿拉伯留学生，其中一名叫默罕默德的拦住她们说：“对不起，请你们稍等一会儿，让我们买完了你们再进去。”小媛问：“这未免太霸道了吧！”可对方口气更硬：“你们买东西从不讲价，把市场的物价都抬高了，要是和你们一起购物会花掉更多的钱。”
在留俄的亚非学生中，无论是阿拉伯人的斤斤计较，还是非洲人的精打细算；无论是朝鲜人的甘守清贫，还是印度人的克勤克俭，都是有口皆碑的。相反，我们当中的不少人仍满不在乎地扮演着“贵族”的角色：有的学生怕考试过不了关，便主动塞给老师“红包”，以求高抬贵手；有的学生写不出毕业论文，便“高薪”聘请行家里手为之代笔；有的学生惹是生非出了麻烦，掏几个钱就能摆平；有的学生放着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不住，偏要在外租房图个逍遥自在。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好友娜莎来约我，说请我去见识一下圣彼得堡最有名气的“纯正俱乐部”。轻柔的古典音乐在昏暗的灯光中缠梁绕柱，四周的人个个怀抱尤物，旁若无人地体味着“神仙过的日子”。
我毫不客气地问娜莎：“这里除了音乐外，还有什么是纯正的？”娜莎苦笑着说：“这是最高品味的俱乐部了，你要寻找传统意义上的‘纯正’，只有到克里姆林宫，或者到你们北京找了。”这时，女招待过来了，开口便问：“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对话伙伴（性伙伴）？这里有意大利的、法国的、俄罗斯的，对了，还有你们中国的。”一听有中国的，我忙问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小姐答道：“和您一样，都是留学生，当然，还有年轻的中国商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正式会员。”听罢，我扔下20卢布，拉起娜莎就走。娜莎不解地问：“你这是怎么啦？你不是想多了解我们的社会吗？”没错，我是想更多的了解俄罗斯，可我决不能让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和“年轻的中国商人”误认为我也是“纯正俱乐部”的成员。
在单调而枯燥、纷繁而复杂的环境里，中国留学生正面临着严峻考验，若不能把握自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年春节，一位来自温州的家长到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看望儿子，结果被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家循规蹈矩的儿子，不到一年时间里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嬉皮士”，成天泡酒吧、下舞厅、搂洋妞、进赌场，老师在其“小意思”下，一路绿灯，放任自流。面对儿子的堕落，做父亲的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他只是喃喃自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1996年秋，青岛一院校曾为俄罗斯某大学组织过近30名留学生，并委派专人护送。就在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一帮东北籍“车匪”故意生事，将一名姓高的青岛学生打得死去活来，好在一名女生挺身而出，在跪地求饶、受尽凌辱之后，才救下了被打的男生，而护送学生的“带队干部”（实为中介人）却躲在车厢里一声不吭。结果使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高来到俄罗斯的头一件事就是住院疗伤，且一住就是两个月，而此间“带队干部”从没露过一次脸。
去年12月，在坦波夫国立技术大学就读的两名新生因小事发生打斗，结果被校方责令“停课反省”。此时“担保人”利用新生的“无知”和语言障碍，与该校个别人串通，故意扩大事态，并通知两新生的家长，谎称其子要被校方“开除”并“遣送”回国，若想摆平此事就得花钱。结果，不知内情的两方家长在“担保人”的要求下各自汇去2万多元。事后才知道，除了校方个别人得了个小小的“红包”外，大多数都落入了“担保人”的腰包。
就家长而言，若真的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务必要注意几个方面：首先要正确评价本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多渠道了解留学国的基本情况，并将其与国内同等教育进行客观比较，以确定让孩子在该国留学有无必要。其次是摸清“中介机构”和“担保人”的真正动机，最好是设法与正在留学中的诚实学生取得联系，详细了解学校情况，以免盲目受骗上当。再次是寻找有良知有责任心的“监护人”，让自己的孩子在学业和品格上获得真正的“担保”。此外，对行将“留洋”的孩子做好心理上的调整尤为重要，如果没有最基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最好放弃或暂缓“留洋”。最后要提醒的是，千万别让未成年的孩子在没有亲友监护的情况下过早“留洋”，因为现实生活中许多沉痛教训告诉我们，低龄留学带来的不良后果最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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