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富人?说你说我
谁都担心自己的收入被别人甩在后面。那么，在城镇居民中，你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贫富差距是否到了该缩小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去缩小呢？
北京人均年薪４４５６０．７元。中华英才网的个人收入调查结果公布后，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尽管有关媒体很快作了更正，称这只是北京计算机、机关公务员、教育文化、建筑房产、商业零售、银行保险、专业服务等１５个行业内的英才的年薪，但由此却让人们重又谈起了个人收入差距这一敏感话题。
个人收入自然有差距，如果片面强调公平的收入，就会忽略了效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近几年，贫富之间的差距的确是越来越大了。
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所形成的危害，先是挫伤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社会生产，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对富人而言，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财产安全，甚至还有人身安全；对努力致富的穷人来说，他们的努力肯定会大打折扣。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虽然国家为刺激消费采取了多种措施，但试想，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所有的调节手段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谁都担心自己的收入被别人甩在后面。那么，在城镇居民中，你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贫富差距是否到了该缩小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去缩小呢？
你是穷人富人？
由于灰色收入是普遍现象，高收入户的实际收入更加不透明，因此任何的个人收入调查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要在贫富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确切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华英才网的网上调查结果，并非完全是北京的人均收入，但你可以参照调查所涉及的１５个行业，为自己的收入定位。而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国内４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人均５８５４元，北京市人均收入为９１８３元。
这项经常性的年度调查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分为５组，计算各组人均收入及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１９９９年，２０％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１０２９６元，占总收入的３１％；其中１０％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１２０８４元，占总收入的１７．６％。２０％中等偏上户的人均收入６９０５元，占总收入的２２．７％；２０％中等收入户人均收入５５１２元，占总收入的１９％；２０％中等偏下户人均收入４３６４元，占总收入的１５．６％。２０％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３０４８元，占总收入的１１．４％，其中１０％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２６１７元，占总收入的５％。
穷富差别过大？
统计资料还表明，１９９８年，中国６万亿居民存款的６６％掌握在了１０％的居民手中。
又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布的统计资料：到１９９５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大于东亚及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而且已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称，在短短１５年内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的为数不多。
而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增长虽然很快，但因基数低，十几年来基尼系数始终处于比较平均和较为合理范围内。国际上通常用的基尼系数，０～０．２时表示绝对平等，０．２～０．３表示比较平均，０．３～０．４表示较为合理，０．４～０．５表示差距较大，０．５～１表示差距悬殊，绝对不平等。我国基尼系数最高的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８年为０，１９９９年为０．２９５。但我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最高的１９９４年达到了０．４３４，当年城乡合计最富有的２０％家庭占全部收入低５０．２４％，最贫穷的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４．２７％，已经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龚红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疵曾经提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完善的命题。８０年代，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美元左右，公平问题被忽略，效率原则获得优先认同，贫富差距拉大了。现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８００美元，是完善的时候了。正视收入差距，兼顾公平和效率，是当务之急。"
适当限制收入差
如何适当限制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兼顾效率和公正呢？有关专家指出，限制贫富悬殊绝不能走过去绝对平均化的老路。现在我国实行的利息税、个人收入所得税以及即将开征的遗产税等都是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积极举措。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西方国家政府对贫富悬殊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手段，其中居首要位置的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这些国家信用制度发达，居民消费多以信贷方式进行，手中持有的现金量少，政府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征税也就有章可循了。而逃税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绝非事后补充罚款就可以轻易了事。在这些经济、法律手段的有效监控下，形成了公民较强的纳税意识。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美国，１％收入最高的人的赋税占联邦税务的１４．７％。此外，为防止财富因世代相传而过度集中，政府往往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以德国为例，遗产税率高达５０％，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富不过三代"。
与经济、法律等限制财富过度集中的措施并举的是鼓励财富分流的社会机制，如设立各种基金捐助、鼓励开展慈善、福利及教育事业，国家对出资者的这部分资产不予征税。
有专家倡议，我国在完善现有税种的基础上，可考虑开征高消费或享乐行为税。因为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数为高收入者，这些税收实际上是由高收入者承担的，当他们在高尔夫球场或者其它娱乐场所一掷千金时，也应让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应有的义务。本报记者刘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