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

很难相信疼痛是一个“礼物”，而《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的著者以不同于常人的视角看待疼痛，并且认为疼痛使人类有了一种自我保护系统，人一旦失去疼痛，将时时处处面临着危险，因此他极力主张人类善待疼痛……

他蔑视无伤的疤痕。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无痛的恶梦

丹耶是一位四岁的病人，有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头卷发和一脸顽皮的笑容。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维尔市的国家麻风病医院对她进行了检查，当时是她母亲带她来求诊的。母女都很紧张，但我注意到，丹耶看来并不害怕。当我开始从她脚上拆除血污的绷带时，她坐在加垫的桌子边上漠然地看着。

检查她肿胀的左踝时，我发现她的脚自由地转动，这是一种踝部完全脱自的征兆。对这种不自然的转动，我有点犹豫，有些失态，可丹耶并不在意。我想重新解开这些绷带，为了缓和一下屋内的紧张气氛，我对她说"小姑娘，你想治这些伤口吗？你可能不得不又穿上鞋子了。"丹耶笑起来。当我解下贴着皮肤的绷带时，她并未因疼痛而叫喊，我对此觉得有点奇怪。她有点厌倦地环顾着这间病室。 当解开最后的绷带时，我发现丹耶的双脚板完全感染了。于是，我轻轻地试探着这些伤口，注意丹耶有什么反应。没有反应。当探针轻易地穿过柔软的坏死组织时，我甚至能看到光秃秃的骨头泛起的白光。丹耶仍一点反应没有。

当我深思这位小姑娘的伤口时，她的母亲告诉了丹耶的故事。"她还是婴儿时，看来情况很好，或许只是兴奋了点儿，但完全正常。我从来不会忘记第一次意识到她患有严重病症的那一刻。丹耶十七八周的时候，我常常让她和我在同一个房间。有一天，当我去接电话时，让她单独留在她的小围栏（供婴孩在内爬着玩的携带式围栏，译者注）里。她静静地呆着，于是我决定做午饭。为了有所变化，她自己愉快地玩起来。我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唱唱而语。我笑了笑，想知道她玩什么新花样的游戏。

"几分钟之后，我走进丹耶的房间，发现她正坐在围栏的地板上，在白色的塑料被单上用手指画着红色的纹道。开始时我并不在意，但当我走近时，我尖叫一声。太可怕了，丹耶的手指尖皮开肉绽，血流模糊--她正在用自己的血在被单上画这些图案。

"我大叫：'丹耶，发生了什么事？'她冲我露齿一笑，那时我才看到她牙齿上留下的血痕。原来她咬开了自己的手指尖用流出的血来玩游戏。"

丹耶的母亲告诉我，以后几个月，她和她的丈夫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女儿知道，手指是不能咬的。可这都是徒然，丹耶对打屁股和其他的体罚只是报之以笑，好像对所有的惩罚都能免疫似的。为了为所欲为，丹耶只要将一个手指放在牙里假装去咬，她的父母便立即妥协。随着伤口在丹耶的手指上一个接着另一个地神秘出现，父母的恐怖也变成了绝望。

丹耶的母亲漠然地讲述着这个故事，好像她已顺从了养育天生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孩子所带来的违反常情的苦境。更糟的是，她现在是单身母亲。试着医治丹耶的病一年以后，她的丈夫遗弃了这个家庭。他宣布"如果你坚持让丹耶在家，我退出。我们生出一个怪物！"
丹耶当然不是怪物。除了脚和短指上的伤痕之外，她看上去是一个健康的四岁孩童。我问起了她脚上的伤。丹耶的母亲答到，"这些伤口是她开始走路时出现的，她踩在钉子或图钉上，也无需把它们弄出来。现在，我得每天检查她的脚，常常发现新的伤口和裂开的疤痕。即使她扭了踝，也不跛行，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扭动。一位整形专家告诉我，丹耶永久性地损伤了关节。如果我们包扎起她的脚加以保护，有时她会生气地撕开这些绷带。有一次，她甚至用秃秃的手指弄碎了石膏"

丹耶的母亲是根据整形专家的建议找到我的。她说："我听说你的麻风病人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脚病，我的女儿得了麻风病了吗？你能治疗她的手和脚吗？"她面带无助的、哀伤的表情。这种表情是我经常在年轻患者的父母身上看到的，它深深撕扯着医生的心。我坐下来，温和地试着解释丹耶的病情。

唉，我不能给予她多少希望和慰藉。我会给丹耶做进一步检查，但很明显，丹耶得了一种被称为"先天性无痛症"的遗传疾病。她除了不能感觉到疼痛之外，在各方面都很健康。她的手脚的神经传导着有关压力和温度的信息--当她烧自己或咬手指时会感到一种兴奋一一但这些传导不带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暗示。丹耶缺乏疼痛的任何心理结构。她宁可享受刺痛的感觉，尤其当这些感觉会在别人身上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反应时。

我对丹耶的母亲说："我们可以治疗这些伤口，但丹耶没有建立起防卫进一步伤害的预警系统。当丹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有意识保护她自己之前，她的病情是不会有任何好转的。"七年之后，我接到丹耶的母亲在圣路易斯打来的电话。丹耶现在11岁。正住在一家慈善机构里，过着悲惨的生活。她截掉了双腿，因为她拒绝穿合适的鞋子，这样最终对她的关节造成了无法容忍的压力。当她站立时，因为并未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便不会挪动一下身子。丹耶也失掉了大多数手指，肘部也经常脱臼。因为手臂和断肢上的溃疡，她遭受着慢性败血的折磨。因为咀嚼舌头的习惯，她的舌头被划破了，造成了严重的疤痕。
一个怪物，丹耶的父亲这样称呼她。其实，她并不是怪物，而仅仅是无痛生命的极端特例罢了。

没有警示

丹耶的特殊病情出现得很少，但诸如麻风病、糖尿病、酗酒、多发性硬化、神经紊乱、脊髓受伤等病症也能带来对疼痛毫无敏感的奇怪的灾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多数人寻求药剂师和医生减轻疼痛的时候，这些人却因为缺乏疼痛而生活在经常的危险之中。当与麻风病打交道时，我才知道无痛之症，这种病正在折磨着全世界1200万人。如果不治疗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形体损伤，并进一步使麻风病引发成令人担心的歇斯底里。麻风病患者的鼻子会萎缩，耳垂会肿胀，手指和脚趾也没有了，然后是手和脚。许多人还会失明。
在印度与病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开始考虑麻风病直接导致形体损伤的医学假定。病人的肌肉仅仅腐烂吗？或许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疼痛无感知的原因？或许麻风病人无情地自残其身，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缺乏一种系统来警告他们面临着危险。继续研究这种理论时，我参观了在新几内亚的一个较大的麻风病医院，在那里我看到了两幅冷酷的情景，这些情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靠近麻风病医院的一个村庄里，一名妇女正在一个金属炭盆上烧烤山药。她用一根很尖的根子插到一个山药上，在火上用手指迅速转动尖棍儿，像烤肉干一样。然而，一不小心，山药掉离了尖棍儿。我看她试着去戳山药，没有成功，每一次推插都使山药靠近火红木炭的深处。最后，她耸耸肩，看了看蹲在几英尺远的一个老头儿。根据她的手势，这位老头地显然知道要他做什么，蹒跚地走过来，探进身子，用指扒拉了一下热炭，找到山药，然后又返回到他原来坐的地方。

作为一位专攻人手的外科医生，我骇然。这件事发生得太快，对我来说无法加以干预，我立即跑过去检查了一下老头儿的手。他没有手指，只有布满水泡的粗糙残肢和旧伤的疤痕。很显然，这不是第一次将手伸到火堆里去。我责备他，要他有必要照顾一下他的手。但是，他那冷漠的反应证明他并未听进去我的建议。

几天以后，我在附近的麻风病医院做了一次集体临床教学。我的来访被提前宣布，按照预定的时间，医院的行政人员敲响宏钟以召集病人们。我和其他成员站在一块宽阔的庭院里。钟声一响，一群病人便从各自简陋的小屋和营房式的病房里跑出来，开始向我们这里汇集。

我看到一个热切的年轻病人挤过庭院的边缘。他拄着拐杖，拖着扎着绷带的左腿，走路时左腿绷带清扫着地面。他尽力地笨拙地奔跑，但更敏捷的病人超过了他。当我再看他时，这个病人把他的拐杖挟在胳膊下，开始用一高一低的步态奔跑，疯狂的上下波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最终他跑到队伍的前面，站在那里喘着气，倚靠在拐杖上，面带得意洋洋之色。

我能从他的步态中看出情况很糟糕。我向他走去，看到鲜血浸湿了绷带，左脚歪来歪去。依靠一个已经脱口的踝奔跑，会把太大的力量用在左腿骨的末端，皮肤会在压力下爆裂。他用医骨的末端走路，每走一步，裸露的白骨会扎到地里。护士们尖厉地斥责他，但他却看上去很得意自己跑得如此之快。我附在他身后，发现小石头和碎枝穿过骨头末端将骨髓腔塞满了。如此看来我只有将他膝盖以下截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两幅情景很长时间索绕心头。闭上眼睛，我仍能看到两种面部表情：一个是从火堆里用手取出山药的那个老头儿，表情疲倦而漠然；一个是跑过庭院的那个年轻人，表情充满着欢乐。一个最终失去他的手，另一个则失掉他的腿；他们都对自我摧残完全冷漠。

我们不是我们自己

未被赎罪，倍感压抑，欲支配着意识之时，便折磨他的躯体

--莎士比亚《李尔王》

惊恐的一瞥

我总是将我看作关心缺乏疼痛的病人的人，而不是注定生活在那种状态中的人，直到1953年。在一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结束时，我花了几天时间在纽约等着远洋航班"法兰西岛"（lie de France）返回英国。住进一家廉价的学生寄宿舍之后，我便准备一篇预计在次日送往美国麻风病代表团的讲演。四个月的旅行劳神费心。我太劳累了，迷迷糊糊地发起烧来。那天晚上我睡觉一阵地一阵儿的。第二天早上醒时仍感觉没多少好转。纯粹是意志的驱使，我决心遵守约定，克服了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努力去做讲演。那天下午在返回旅馆的地铁上，我猜想一定是昏倒了。当醒来时，发现我自己手脚摊开地躺在摇摆的火车地板上。其他的乘客放故意移开目光，没有人过来帮我一把。或许他们认为我喝醉了。

我设法下了车，摇摇晃晃地走向旅馆。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应该找个医生，但我那间便宜的客房里没有电话。我发烧了，瘫倒在床上，在那里，我度过一夜又一天。每隔几个小时，我都会醒来，盯着陌生的环境，挣扎着起床，然后又栽倒在床上。那天稍晚时候，我叫了服务员，给了他一些钱去买桔子汁、牛奶和阿斯匹林。

六天来我一直没有离开那间屋子。那位忠实的服务员每天检查一次，以便补充我的供应，但我却再未见到其他人。就这样在沉睡和清醒之间漫无目的地生活。我梦见在印度骑着水牛背，在伦敦踩高跷。有时我梦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有时又怀疑是否有过家庭。我缺乏思维，甚至无力去下楼打个电话求助，或取消我的约会。整天躺在屋里，窗帘紧拉，房屋黑如坟墓。

第六天，我的门开了，门道里闪进的令人目眩的强光使我几乎认不出一张熟悉的面庞：美国麻风病代表团的尤金·凯洛斯伯格博士。他正微笑着，每个手上挂着一纸袋满满的杂货。那个时刻，凯洛斯伯格博士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你怎样找到我的？"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凯洛斯伯格博士说，那天下午我在代表团发言时看上去就有点得病的样子。几天以后，他给一个外科医生打电话，知道这位外科医生会与我会见。后来知道我失约，便焦虑地找来《曼哈顿黄页》（电话号码簿的一部分，专载公司、厂商、旅馆等电话用户的名称及号码，按行业划分排列，并附有分类广告，译者注），和上面所列的每一个旅馆打电话，直到一个旅馆认出他所描述的人。旅馆接待员告诉他，"布兰德，是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布兰德。一个古怪的家伙儿，整天呆在屋里，以桔子汁、牛奶和阿斯匹林为生"。

断定我正在得重感冒，凯洛斯伯格便强迫我吃下过量的营养品，并在我滞留美国最后几天一直照顾我。尽管仍很虚弱，病情也不稳定，但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乘"法兰西岛"号航班返英。

尽管在旅途上得到了休息，但当七天之后在南安普顿入港时，我发现几乎不能拿动行李，稍微一出力使大汗淋漓。我雇了一个搬运工，上了去伦敦的火车，盘坐在狭窄车厢里对窗户的地方。玻璃窗另一面的景物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只想结束这次冗长的旅行。终于身心疲惫地赶到我姨妈的家里。

然后便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夜。我脱掉鞋准备睡觉时。一个可怕的念头袭击了我。我半拉脚没有感觉。我栽倒在椅子里，思维飞速地旋转。或许这是幻觉，我闭上眼睛，用原珠笔尖戳我脚后跟。什么感觉都没有。脚后跟那块地方没有任何触觉。

这种恐怖的念头比患胃病引起的恶心还要糟糕。它真的发生了？每个麻风病工作者都知道，对疼痛没感觉是这种病的第一征兆。难道我真的迈出了从麻风病医生到麻风病人不幸的一步？我僵直地呆在那里，用无感觉的脚前后晃动。然后在衣箱里找来缝纫针坐下来，戳了一下踝下面的一块皮肤。没有疼痛。我猛推针头更深一点，寻求反射反应，但仍然是没有感觉。一滴黑血从我刚才扎过的洞里徐徐渗出。我将脸埋在双手之间，战栗发抖，渴望着已不再来的疼痛。

我总是害怕那一时刻。在与麻风病人打交道的早些时候，每一次看到皮肤上出现小斑点时，我总会洗一次澡，我知道尽管接触传染的机会极小。大部分麻风病工作者都这样做。敲门声打破了我的幻想，我跳起来。姨妈问道："在那儿还好吧？要不，来点热茶？"
像早期麻风病人一样，我本能地做出反应：我遮遮掩掩起来。"哦，我很好"，一种很勉强的兴奋语气，"我只是想休息，旅途太长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并没休息。我躺在床上，全身穿着衣服（除了鞋和袜子之外），大汗淋漓，粗重地喘着气。我的世界从那天晚上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参加一些运动，来抵制对麻风病人的偏见，蔑视受到传染的可能性，使我的同事认识到他们并不危险。我的受传染的轶事会传遍整个麻风病研究工作者群体。这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它对我的生活有何作用？当然我得需要与我的家人隔离，因为孩童特别易受感染。为了为上帝服务，我去了印度。现在难道我应该呆在英国，躲起来以便不引起骚动？我如此油腔滑调地哄诱病人公然抵制这些污名，为他们建立起新的生活，并对这种被诅咒的社会表示欢迎。

我太懂得要做什么了。办公室里装满了用图表表示病人病情逐步发展到麻木阶段的文件。生命中的正常欢乐悄悄溜走了。宠爱一只小狗，抚摸好的丝绸，抱抱孩子，很快所有的感觉像死了一样沉寂下来。

理性思考妨碍了恐惧心理的平息，使我想到砜药可能会治这种病。但是，我已经失掉了通向脚部的神经，或许到我手上的神经也会步入后尘。手是我营生的根本。如果我的手指尖没有了精密的感知，是不可能再用一把解剖刀的。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我正在接受这样的事实：麻风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

最后黄昏来临时分，我清醒过来，纷乱不安的心情仍充满绝望。在一面镜子里，我盯着未刮胡子的脸，检查着我的鼻子和耳垂的病症。那天晚上，我作为临床医生的角色被人接任了。我不必惊慌，因为我比伦敦的一般医生更知道这种病，得由我来确定治疗方法。首先我必须找出受感染的地方，这些地方对病情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不知晓。我坐下来，深深呼了一口气，将缝纫针扎进了我的脚跟--我嚎叫了一声。

我从来未感觉到像疼痛那样鲜活、麻酥酥的快感。我大笑我的愚笨。当然！现在感觉妙极了。当弓着身坐在火车上，重新分配重量和压力的寻常动作，对身体来说都大虚弱了，以致于切断了脚部通往坐骨神经的主脉的血流供应，引起暂时的麻木。是暂时性的！经过一夜时间，这些神经恢复过来，现在正忠实地倾诉有关疼痛、触摸、冷热的信息。没有得麻风病，只是一个劳累的旅行者因为疾病和虚弱而造成神经过敏。

对我来说，那个唯一的不眠之夜是一个值得精心解释的时刻。我仅仅经历了没有触觉和疼痛的飞逝的一瞥。然而，那一瞥足够让我觉得恐怖和孤独。麻木的脚像外来附加物移植到我身体上似的，当我移动体重时，脚却觉得我并未移动体重。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像死一样感觉的荒凉。

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我的脚又开始恢复生机时，相反的感觉出现了。我已越过深渊重返正常的生活中来。我祈祷，感谢上帝赐予的疼痛，从那时起，我千百次地重复着这句话。对一些人来说，祈祷者看起来很古怪，甚至前后矛盾或受虐似的。我对疼痛报以急切的感激之情，并且平生第一次理解了麻风病人如何嫉妒地看待我们所感觉到的疼痛。
我返回印度后，焕然一新地投入与麻风病的抗争，帮助我的病人们弥补他们失掉的东西。事实上我已成了为争取疼痛的职业说客。

英语能够表达哈姆雷特的一年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词来表到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有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想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词便很快枯竭了。

不和谐的三分之一

我的职业生涯是围绕疼痛这个主题展开的，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会以不同的态度看待它。我的一生可简单地分为三部分--27年在印度，25年在英国，27年多在美国。从每一种社会中，我都得到了有关疼痛的新认识。

在空袭（blitZ，飞机、坦克等闪电战，译者注）痛苦的日日夜夜里，德国纳粹空军将引以自豪的伦敦城炸成碎砖烂瓦。那个时候，我正在伦敦当一名助理实习医生。经常伴随的物质贫乏，成为近乎每次谈论和头版新闻的焦点。然而，我从来没有生活在如此心情愉快的人群当中；现在我深知，经历过空袭的 60％的伦敦人都将那段时光当作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战后我去了印度，那时正值分裂分子将那个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在那块到处充满贫困和磨难的土地上，我知道痛苦是与尊严和逆来顺受相伴随。也是在那里，我开始诊治麻风病人，诊治这些缺乏体痛（physical pain）的悲惨的社会流浪者。

后来移居到美国，这个国家曾经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展开过独立战争，也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疼痛的社会。病人们生活在（比我以前治疗的那些人）更为优越舒适的环境中，但他们远没有训练出应付磨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的能力。治疗疼痛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年总额63亿美元的产业，电视商业宣称要更快更好地治疗疼痛。正如一家广告标语率直地称："我没时间疼痛"。

在这些群体中，每一类都有助于我形成对人类存在的这一神秘事实（指疼痛，译者注）的概括--伦敦人为了理念而愉快地承受它；印度人希望接受这种磨难，懂得不去害怕它；美国人则遭难少但担心多。我自信，在社会进步中所培植起来的态度，将有助于决定疼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本书就来自于那种自信。

在与那些遭受疼痛和遭受无痛之灾的人们多年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有关疼痛的认识也获得了进展。我选择传记这种迂回体例，因为那是我怎样深知疼痛之道的方式：不系统，但却是实证性的。疼痛不是在抽象中出现--没有其他感觉比疼痛更富个性化，更令人纠缠不休。我将随意地从我的早年生活谈起，这些早年生活的记忆虽然零散，但最终会有助于读者形成对全书的总看法。

我得承认，工作在失痛的人群中会给我一种不正的视角。经过研究，我将疼痛列为人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有人让我为麻风病人选择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将是疼痛。（事实上，由我指导的一级科学家花费了100多万美元来建立一个人工的疼痛系统。当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能复制一个能保护健康人的复杂的机械系统时，我们终于放弃了这项计划。）

生活中没有比疼痛更普通的经历了，这就是为什么无痛的人们对疼痛有如此古怪的看法。我知道人们，尤其在西方社会对待疼痛的代表性看法。J·K·海斯曼斯称"不应有的、不可充分了解的、令人厌恶的是体痛"。神经专家鲁塞尔·马丁补充道，"疼痛是贪婪的、粗鲁的、令人衰弱的。它经常引起灾难，正如它的拉了语词根'poena'所暗示的那样，它是每个人生存所最终遭受的肉体惩罚。"

我听到过病人的一些相似的抱怨。我自己疼痛的经历（尽管和对无病有着相同的忧虑和恐惧）形成了对疼痛的渴望和感激。我并不希望、甚至不敢想象无痛的生活。因此，我才接受了这一挑战，试图恢复我们如何对待疼痛的辩证态度。

不管怎样，人类有疼痛这一卓越特权。只有我们自己能够通过读一本关于疼痛的书或回忆一次可怕的磨难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误区。一些痛苦--比如悲痛或情感的心理创伤--没有任何的肉体刺激。他们处于意识状态，由大脑的"炼金水"（alche－my）混合而成。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但是人类意识也能使我们得出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会改变疼痛的真正情景。我们能够与疼痛相处，甚至能战胜它。

淡化疼痛

丹耶、詹姆斯和其他类似他们的病人戏剧性地强化了我们已经从麻风病人身上学到的知识。疼痛不是敌人，而是（报告敌人来到的）忠诚的"侦察员"。然而我生命中基本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在这里，即使我和那些遭受无痛之灾的病人在一起的日子结束之后，也很难与他们对疼痛有一致的看法。疼痛的确是无人想要的礼物。但是一旦有人让我给那些有着先天性无痛症、麻风病、糖尿病和其他神经错乱的人礼物时，我想不出什么比疼痛更显大方与慷慨的了。然而，已经拥有这一礼物的人，却很少能估量到它的价值，而且通常他们会厌恶它。

我对疼痛的赞誉，是与一般人的态度背道而驰的，以致于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叛逆分子，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更是如此。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观察到这样一种颠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法规在起作用。当社会有能力限禁疼痛的折磨时，这个社会也就失掉了对付磨难的能力了。（担心疼痛、诅咒疼痛的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是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而不是在第三世界）

当然，"不发达"的社会也不十分惧怕体痛。我曾看到过，埃塞俄比亚人在牙医用牙钳在腐朽的牙齿前前后后地工作时，不打麻药，平静地坐着。非洲妇女常常不用药物便分娩，丝毫没有恐惧焦虑的神色。这些传统社会中可能缺乏现代的止痛药。但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和家庭的支持，有助于个人对付疼痛。一般的印度村民很清醒地知道苦难，期待苦难，将它当作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印度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学会了在心智层面上控制疼痛，形成一种在我们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忍耐力。与此相反，我们西方人却将磨难认作一种不公和失败，一种对享受幸福权利的侵犯。

搬迁到美国不久，我便看到一则商业广告，广告显而易见地表现出对疼痛的现代意识。我坐在电视机前，调低音量，盯着闪现在屏幕中的画面。刚开始，一个身穿实验室用的外套的男子兴奋地指着一个巨大的人头像。鲜亮的红色条纹像卡通漫画中的闪电一样，交融在眼睛上方以及脖颈附近。广播员面带微笑描述了一次头痛的场景。接着，我看到一张实验用工作台。白纸覆盖在两个特大的瓶子上；第三个瓶子上醒目地标有商标的名字。当那位身穿实验用外套的男子一个一个地拣起瓶子时，镜头便转换成一个条线图，条线图标明每一种产品包容有多少毫克的止痛剂。毫不奇怪，带商标名的瓶子里有极多毫克的止痛剂。下一个镜头显示的是一个单指针的绿色大钟。秒针扫过钟的表面。这个男子指着时钟，背对着带标签的瓶子。摄影机推拉出瓶子的特写镜头，屏幕上还出现这样的词句："止痛药服用得越多，效果越快"。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疼痛是敌人，一个必须被驱逐的可怕入侵者。如果某产品止痛快了几秒，情况会更妙。这种观念有着十分严重的缺陷：疼痛一旦被认作是一种敌人，而不是一种警示信号，疼痛便不能通告实情。为了不想知道疼痛信息而使之静默，正如为了避免听到恶讯而断开火警的引线一样。

我希望有这样一则商业广告，它至少告诉疼痛的一些好处："首先，倾听你的疼痛。这是你自己的身体在给你说话"。我可能为舒缓头部的剧痛而服下阿斯匹林，但只是在停下来问一问什么引起神经紧张（而这些神经导致了头痛）之后再这样做。我也可能舒缓胃痛而咽下抗酸药，但只是在我弄明白吃下什么东西导致划如此疼痛之后才这样做。我吃的太多吗？太快吗？我认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

疯狂地试图使疼痛信号静默下来，可能真的有似是而非的影 响和作用。美国每年消耗着3万吨阿斯匹林，分摊到每人计有250个药丸。更新、更好的止痛药还在被经常性地介绍进来，消费者们也就大口地吞咽下他们：所有卖出的药物当中，有三分之一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上。美国人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着制成药的 5O％。然而这一无法挣脱的欲望带来了什么？ 我很少能够找到证据，说美国人在止痛方面感觉更佳。作为一种逃避残酷现实的主要手段，对药物和酒精的迷恋，使雨后春笋般地迅速蔓延开来。我住在这儿的日日夜夜里，上千家疼痛中心开业，帮助人们与那些并未屈服的"敌人"（指疼痛）斗争。"慢性疼痛综合症"的出现，对倍受无痛折磨的社会提出警告。而这种综合症却很少能够在非西方国家，或过去的医学文献中看到。

竭尽所能，为什么我们还未"解决"疼痛的问题？许多人希望有种解决办法，以便使我们能消除疼痛。但是，如果科学家真的成功研制出一种"无痛"药剂的话，我担心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当科技手段使疼痛的喧闹声平息下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令人恐怖忧虑的迹象。下面的两个例子对这种结果给出了不祥的预兆。

职业运动员擅长将疼痛的信号压服下去。足球运动员受伤后便跑到更衣室打上一针止痛药剂，然后带着伤残的手指或肋骨重返足球场。在一场NBA篮球赛中球星鲍伯·格罗斯尽管踝部严重受伤，但仍被要求上场。篮球队医生在格罗斯脚部三个不同的部位打进吗克宁，吗克宁是一种极强的止痛药。在比赛中，当格罗斯争夺篮板球时，全场人都听到"啪"的一声，接着，格罗斯蹦跳了两下便摔倒在球场上。尽管他感觉不到疼痛，但踝部却骨折了。正是因为消除了疼痛的警示系统，格罗斯才遭此重伤，致使他永远结束了篮球生涯。

第二个例子是约翰·博斯维克，他和我是在60年代的一次旅途碰到的。当时，博斯维克是芝加哥库克县立医院冻伤专家。他将我带到一个很宽敞的场地，在那里，37名严重冻伤者躺着，拉开床单，便暴露出74只丑陋的变黑的脚板。（在治疗冻伤时，医生常常将受伤的部位暴露在外面，以便冻伤处很快变干）。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光景，失声大叫："我想，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还会为这些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呢！"博斯维克大笑，"保罗，这些根本不是无家可归者。他们都有房子，一些人还是中产阶级呢。他们又嗜酒，又吸毒。一次，他们外出聚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许某人用车把他们送到家门口，但他们喝得太多了开不开门，便在自家门口睡着了，或许他们栽倒在一个雪堆里。这样，酒精使他们所有的疼痛感和寒冷感都销声匿迹了。直到第二天早晨被发现时还在心满意足地睡着。我医治了他们的冻伤。瞧这些家伙：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失掉整个脚。"

这两个例子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极端地描绘出当疼痛受到静默时会发生什么事。我和那些无痛症病人相处多年，他们应该被世人深感遗憾，而不是羡慕、妒忌。与其试图"解决"疼痛，消除疼痛，不如我们学会倾听它，然后再控制它。这种转换得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大剧变，这种剧变将打破美国人"能够消除疼痛"的乐观主义的束缚。

--保罗·布兰德，菲利普·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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