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一月三十一日电题：被批评者与批评者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对话，消释不快，甚至探讨新的问题，　这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实在少见，不过，著名学者余秋雨和新锐作家余杰做到了这一点。

　　余杰日前在其新书《想飞的翅膀》中撰文，用犀利笔锋诘问余秋雨为何不反思文革中所作所为，并直接用了《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醒目标题。 　

　　余杰抛出的这篇文章，因为言辞十分激烈，文章中甚至指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让人纷纷猜测余秋雨将会以什么方式反击。联想到前段时间文坛的王朔和金庸之争，不少人预测将会有一轮新的文坛攻讦战就此开锣。 

　　“二余”的见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尽。本来余杰在北大上学、余秋雨在上海居住，可以说是天各一方。但恰巧前段时间余杰回四川家中筹办婚事，并来成都参加成都市文联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而此时余秋雨也随香港凤凰卫视" 千禧之旅"的车队来到成都。两人的时间和空间重叠到了一起。 　

　　本社记者赴四川就此事采访并与双方都取得了联系。 

　　将余杰一文的复印件带给余秋雨，他的反应出乎记者预料。按照以前的传言，本以为他会对文革往事躲躲闪闪，没想到他却爽快接受采访。余秋雨说，从文章看来，余杰是不懂文革的，特别是对那时文章的署名状态、创作状态都有误解，论据上余杰的指责站不住脚，而文章的逻辑链条更是存在问题。 　　

　　尽管余秋雨有些生气，但他说自己以前读过余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愿意与之讨论问题。余秋雨特撰文《答余杰先生》，用坦诚、平和的语气回了余杰一封信。信中对余杰文章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对一些谣传作了澄清，另外，也指出自己对文章逻辑的看法。此文和采访文章一起独家发表在本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上。 

　　采访结束后，记者委婉向余秋雨提出，现在余杰也在四川，而且要来成都，如果可能愿不愿意见面，当面谈清楚这个事情，没想到余秋雨当即回答可以。 　

　　余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他的文章是“对事不对人”，只是将余秋雨作为一个分析知识分子局限性的个案，　“ 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纷争”。　记者于是又向他提出见面的建议，经过考虑，余杰也同意与余秋雨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家在成都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做了许多沟通工作。余秋雨和余杰都是魏的朋友，所以余秋雨致余杰的信就委托魏明伦转达给余杰，进一步强化了两人见面对话的基础。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八点十五分，余秋雨和余杰在成都状元街四川省川剧院魏明伦住所见面。“大余”、“小余”经过寒暄之后一度陷入到有点尴尬的气氛，但是还是慢慢切入正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 　

　　最开始的讨论自然与文革有关，与这篇文章有关，余秋雨用比较长的时间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基本经历和文革最考验人的几个要害部位，特别指出文革那种很可怕的批判人“无限上纲”的方式。他并说，忏悔是个人化的，而强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却悖离了忏悔的初衷。特别是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强迫他人忏悔，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 　

　　余杰说，看过余秋雨的信后自己对余秋雨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消除了一些误解，并且作为个人也佩服余秋雨的胸襟，但是对于文章涉及到的某些内容，他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余杰认为，余秋雨作为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能够带头反思，将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有助于改善中国文化生态现状。他说自己可能还会再写一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当问题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脱身出来，两人的谈话显得更为放松、　愉快。关于忏悔意识在中国是否可行，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余杰讲，他所说的忏悔不是针对个人，也不是让个人完全承担历史责任，而是“从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出发，为中国营造一个民主自由的精神平台”。而余秋雨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自相毁损中救助已经很脆弱的文明力量和创造群体，让他们不要受到野蛮无知的侵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新文化，才可以包容忏悔意识和民主自由。对两者的因果先后，两人的看法不同。 　

　　在谈及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话题时，　余杰和余秋雨的观点则十分相似。 　

　　谈论到后来，现场气氛已经比较活跃，但受时间所限，不可能把对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双方都表示对对话的结果感到满意，甚至希望如有可能，对于有关话题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干戈”未起就化为“玉帛”，这件事情发生的变化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内地文坛频频打笔墨官司的今天，因余秋雨的大气、余杰的真诚而成就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崭新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