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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空前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一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最终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它同时也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世界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自十九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逐渐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强国。但也恰在此时，伴随着民族尊严的重新确立和国家实力的提高，日本开始由自尊走向自负，由自强走向贪婪，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凶恶的敌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略，直到1937年7月悍然挑起全面武装侵华战争，在其自诩文明的旗帜下面，干尽了一切毁灭人类文明、丧失一切人类理性的罪恶勾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使中华民族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民族牺牲。同时也彻底地暴露出近代日本国贪婪凶残的罪恶本性，暴露出日本近代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毒害和扭曲的畸形民族心灵和精神，也决定了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所发动的对中国的全面武装侵略战争最终败亡的无耻结局。 抗战八年间，中国人民在家国存亡、民族绝续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不同的阶层、政党，释嫌隙，固团结，忍艰辛，战顽敌。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争取国家独立，不怕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浴血搏击，终于把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凶恶的敌人逐出国门，一百年遭侵略、受压迫的耻辱一雪净尽！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已经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逐渐修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战争创伤，曾经饱受苦难和浩劫的中国正在世界民族之林傲然崛起，昂首挺胸地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纪。但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我们民族的苦难，在我们民族心灵的最深处，同样留下了创痛至深的印记，却并不会因为战争创伤的修复而变得淡化和模糊，而只会历久弥新，时时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日本内阁“东方会议” 确立武装侵华方针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日本对华政策和确立肢解中国东北地区等问题。会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以为总结。 7月25日，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扩张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须征服中国”，它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实现“满蒙积极政策”的措施和步骤，强调：日本要想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利是“第一大关键”。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其一次决定侵略国策的重要会议，它所通过的政策纲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侵占中国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其所谓的“大陆政策”，预示着一系列的日本侵华行动即将展开。而田中奏折则详尽地暴露出了日本企图吞并“满蒙”、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乃至全面的武装侵华战争，都是按照东方会议所确立的基调而全面展开的。 “九一八”事变和 东三省沦陷 1931年4月，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提出《1931年形势判断》，决定以“建立亲日政权”、“成立独立国家”、“占领满蒙”三个步骤来实现其独占满蒙的战略。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关东军参谋部为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决定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驻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令，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11时许，日军大举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力持镇静，不准抵抗”的命令，不战而退。 19日晨，日军开始向沈阳发动进攻，至中午12时，日军占领沈阳城以及郊区的各重要军事机关和设施。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辽阳、营口、抚顺等20余座城市，掠地千里。9月21日，日本驻朝鲜军一个旅团渡过鸭绿江进攻吉林、辽宁，吉林城失陷。次日，日军占领洮南。一周之内，吉、辽两省几乎尽为日军占领。10月，日军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黑省省城齐齐哈尔。193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锦州，直逼山海关，辽西尽沦日寇铁蹄之下。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中国东三省的大好河山全部陷落，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地生活。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自“九一八”事变起至1934年初，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上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以原属东北军的爱国官兵为主体，东三省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地的民团、保安队、警察队、红枪会、大刀会、反日山林队等，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加入到抗击日寇的行列，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虽各自的名目不同，但他们抗敌自卫的目的完全一致，所以被统称为东北义勇军。 在各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中，马占山部首先于1931年11月在嫩江江桥与日军展开激战，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全国民众为之振奋。接着，东北各地义勇军纷起，到1932年夏，东北义勇军达到鼎盛时期，总数在三四十万人左右。 但是，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并没有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战斗力受到严重局限。1933年后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大部分溃散，其他一些零星的义勇军和未溃散者，后来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的组成部分，继续在东北大地上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华北危机 “一二九”运动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三省后，进而企图染指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3月4日攻占承德，热河全省沦陷。同月上旬，日军向我长城东线各要塞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但是，蒋介石一方面集结重兵“围剿”红军，一方面威胁要求抗日的爱国官兵“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致令长城抗战的爱国官兵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得奉命撤出长城要塞。5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与侵华日军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洞开。 1935年侵华日军当局向南京政府提出“华北特殊化”，6月27日和7月6日，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淫威，分别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华北危机空前加重。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华北局势，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4年7月，中央红军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6月15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8月1日，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这些宣言迅速传到全国各地，推动了正在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冲出校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由此，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6年，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侵略和空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12月4日他飞往西安，企图迫使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西北军向红军进攻。在国恨家仇面前，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共识，决定迫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命部属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同时逮捕了陈诚、卫立煌等十余人。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接着，张、杨二人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深入讨论，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时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进行斡旋。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救国方针，终于说服蒋介石改变了态度。 12月2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协议，决定：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救国会议；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方针的实现和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抗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院卞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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