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中国特区以立法的形式宣告问世：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五届人大第１５次会议，批准和通过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和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所作。
　　
　　为纪念中国特区成立２０周年，中央电视台将播放８集纪录片《中国特区》，同一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突破》也由武汉出版社在深圳举行隆重的首发式。该纪录片和报告文学的主创、作家高小林和董滨在接受创作任务后，采访两年有余，仅采访相关的高级干部就达１５０人之多，全面了解了特区创办的高层内幕和特区发展历程。最近，记者独家专访了主创之一高小林，他介绍了其中的精彩片断。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邓小平把广东选作他复出后外出的第一站，其意义决非寻常。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也就是在这时，一个人口不足３万的边陲小镇又决非偶然地闯入了这位老人的视野：
　　
　　深圳即使是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原因首先是内地与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都设在这里。六十年代，内地曾拍摄过《秘密图纸》、《跟踪追击》两部电影，许多人不仅从这两部风靡一时的反特片中知道了深圳，也知道了这里是海防前哨。
　　
　　另一个让深圳出了名的是这里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到１９７７年，逃港已发展到愈演愈烈的趋势，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大规模集体逃港一向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的领导在汇报工作时对此自然不能避而不谈。
　　
　　当时邓小平只讲了两句话。他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不解其意：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１０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留下这两句谜一般的话。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中描述道：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口气十分肯定，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也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
　　
　　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赴深圳进行实地调查，当地群众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发人深思。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１３４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年均收入是１３０００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问题很清楚，“前线”同时也是个“穷线”。
　　
　　再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得到确立，广东的同志终于恍然大悟。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