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节草》剧照 

　　文/闻华

　　在《我们的留学生活》再度成为焦点时，６月１２日晚７时半，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张丽玲。

　　问：您是这部系列纪录片的制片人，同时您也参加了拍摄，您认为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关于拍纪录片，到现在我仍然是外行，也没想以后的职业就是拍纪录片。其实我谈不出什么经验。只能说我也曾经是一名留学生，与拍摄对象有着类似的经历，对拍摄对象的心情和处境比较熟悉，因此也更加关注他们的命运。在拍摄时，设身处地地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不作任何先入为主的想像，与拍摄对象一起去迎接未知的命运，一起去欢愉、悲痛和思考。简单一句话：把自己的心拿出来，把精力拿出来，去交流、等待、记录、思考……这是我在拍摄时所遵循的原则，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也许这便是专家们常说的，纪录片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形式，是生命对生命的追逐和对话。……

　　问：有人对《我们的留学生活》的留学生活中“我们”二字有所非议，您怎么看？

　　答：《我们的留学生活》并非是在写“赴日留学史”，这点通过片子可以看得很清楚。作为这部片子的制作者，我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奢望过将“我们”来代表和概括近二十年来甚至百余年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全体。我们想纪录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所见所闻，而片中实际纪录下来的也是我们身边同胞的亲身经历。我们非但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义务去费力花钱地拍摄不是我们的“我们”。

　　问：一些人看了片子，觉得留学生活很苦，您的片子有一种“报忧意识”吧？

　　答：据说有观众看了片子后说，不敢出国了；也有观众说，很羡慕片中人物，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敢于追求自己的梦……观众反应不一，我认为这依然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至于这部纪录片是否有一种“报忧意识”，应当说，我和我的合作者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个纪录片，努力去报忧不报喜。在我所熟悉的在日留学生的朋友中间，大伙儿在与国内亲友联络时，大多报喜不报忧，免得对方牵挂，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此乃人之常情。尽管如此，在纪录片中我们并没有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忠实地纪录所见所闻，把我们所遇到的真实和感动告诉国内的父老。

　　问：您开始就没有考虑表现精英和成功者？

　　答：关于人生的成功失败，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拍李仲生？像他那样的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为什么不拍像我们这样的博士生？我们年轻，头脑好，充满智慧……我不这么认为，李仲生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他的精神、毅力、风骨和人生态度。

　　问：最近有报道说，《角落里的人》一集中，史国强被“塑造”成了“人渣”，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答：说实话，对这些问题我首先感到的是两个字：无聊！原因很简单，像这部纪录片中的其他人物一样，对史国强的跟踪拍摄也没有例外。“塑造”一说不知从何说起。当时，我们的想法其实很单纯，把我们的所见所闻，他们的实际状态纪录下来。顺便说一句，有些媒体称片中的史国强是“人渣”，我们从未这么认为。在这部纪录片中的人物，我们认为都是积极向上的，这是这部作品的主旨。